“對，他哥倆合起來是清明，一個叫陳志清，一個叫陳志明。紀念墻上兄弟倆的名字上面就是他父母，一家四口都砸死了。”說完，62歲的高滿福眼濕了，嘈雜的服務中心一陣沉默。

　　這是7月27日下午的唐山地震遺址公園。距離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41周年還差半天。公開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唐山大地震罹難者人數(shù)官方公布數(shù)字為242419人，現(xiàn)紀念墻登記數(shù)字為246465人，比官方數(shù)字多4046人。

　　從2016年7月28日至今，一年間，地震紀念墻上補刻了610人，216個人名得到修改。

　　每個名字，都是一塊墓碑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魂歸有處

　 

　　熊明安63歲了，生活富裕，唯獨“老父親熊春柏41年生不見人，死不見尸”，成了他一塊心病。

　　今年春節(jié)，唐山人王振平到廣西南寧度假，認識了熊明安。

　　王振平把電視上補刻紀念墻的消息告訴熊明安，“老兄，你快去問，不管花多少錢都要刻上去！”等了41年的熊明安催促王振平，“只要把名字刻上墻，父親就算有了著落。”

　　1976年，父親熊春柏46歲，1米76的個子，留著從軍時干練的平頭，不茍言笑。為了籌建廣西河池地區(qū)水泥廠，擔任供銷科長的他到唐山采購設備。彼時，唐山是擁有百萬人口的北方工業(yè)重鎮(zhèn)。“設備運回廣西了，人砸在了唐山市三八旅社。”

    兩年后，單位來了公函，“認定熊春柏因公殉職”。單位說死了，母親不認賬，每天給父親盛一碗飯放在旁邊。幾十年里，母親時不時提起要去唐山。1991年，她帶著熊明安的弟弟去唐山抗震紀念碑祭奠了父親，回來后六年就去世了。“ 

    熊明安開了證明信，發(fā)給王振平。王振平回到唐山很快辦好了補刻手續(xù)。“政府給刻，不花一分錢。”2017年7月26日，王振平把墻上的名字拍了視頻發(fā)往廣西。熊明安聽著震天的蟬鳴，抹著眼淚，“有了墓碑，總算盡了孝心，以后不用再到廣西的街頭燒紙了，父親總算魂歸有處，母親也該安心了。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　　 　　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“無名”戰(zhàn)友

　　熊春柏的名字再往上，是近兩年補刻的兩百多位駐唐部隊官兵。

　　2013年7月28日，吳東亮第一次陪岳父岳母來紀念墻。祭拜完家人，他想了想，這里還有戰(zhàn)友呢。他去服務中心的檢索機查一個叫“楊會來”的發(fā)小。“來回查了好幾遍，又換了其他幾個戰(zhàn)友的名字，都沒有。”

　　吳東亮想把每個戰(zhàn)友的名字都找到，地震中，他腰椎錯位，股骨頭壞死，拖著一瘸一拐的腿，找了幾位以前的首長吃飯。他和首長們一共12個人成立了“登統(tǒng)罹難戰(zhàn)友名單臨時小組”。

　　2016年3月，小組向唐山地震遺址公園提交了104名罹難官兵名單。一年后，又有4名戰(zhàn)士親友找到吳東亮，“目前總共補刻了108個，還差50個人。”

　　這項工作還沒做完，但吳東亮發(fā)現(xiàn)越來越難，“我能活到什么時候，就做到什么時候。”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　  

 

     唐山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征集罹難者名單是在2008年。

　　那一年，南湖生態(tài)城管委會會同民政局、檔案局在大白井游泳館收集唐山7·28地震罹難者姓名。在南湖生態(tài)城管委會規(guī)劃處供職的王蕾負責登統(tǒng)，每天都“抬不起頭來”，只能悶頭寫名字。有的人還沒開始說話就抹淚，有的剛握住筆手就開始顫抖。情緒激動的，在一旁哇哇大哭。“32年了，很多人是頭一次講給別人聽。”王蕾說，那四個月，她聽到和見到了太多的悲傷。

　　4個多月，登記了6萬多人名，最后和檔案局的名單對比，“征集了大概3萬左右以前沒有的名字”。抱著一摞一摞的名冊，王蕾第一次發(fā)現(xiàn)，32年前瞬間喪失親友的傷痛，似乎從來沒有被撫平。增補、勘誤姓名的工作并不好做。地震遺址公園剛開園的那幾年總是被投訴——漏了名字被投訴，墻上名字的漆脫落了被投訴，名字刻得顏色和別家不一樣，也要被投訴。

　　工作人員高雅說，有一個老爺子，每年7月28凌晨翻墻進園祭拜，“當年地震發(fā)生在凌晨，他就是要那個時候呆在園里才安心。”

　　地震之后，許多遇難者的遺體來不及處理，被集中掩埋。大多數(shù)唐山人只有墻上的一個名字做寄托，“覺得只有改過來，才是那個原原本本的人”。